生存競爭--達爾文進化論的精髓

　　達爾文是19世紀的一位研究生命史的博物學家，他提出的以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為精髓的進化論對學術界甚至整個人類的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球上的生命史，你就不難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地球上雖然曾經生存過數達百萬計的生物物種，但是在歷史上參加生活過的大多數物種幾乎都滅絕了。在最近5億年以來的歷史長河中，雖然某一時代的物種總數變化不大，但是物種的平均壽命卻是短暫的，就像人類歷史中個人的生命十分短暫一樣�，F在依然生活著的生物物種，大約只占地球上曾經存在過的所有生物物種的百分之一。

　　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任何一種生物進化的理論都必須解釋兩個截然相對的現象，一個是物種的新生，另一個就是物種的絕滅。

　　對達爾文來說，生物絕滅的機制與生命產生的機制均受同樣的因素制約。每一種生物個體都在某些方面區別于其它生物，而其獨一無二的特征是可以遺傳的。在這個由無數的生物個體組成的大千世界里，自然界進行著別有創意的選擇，只有那些其具備著某種機能的特征最能適應其生活方式的物種，才能夠幸存下來并不斷地繁衍，將優秀的品質遺傳給后代。而那些不適應者只能滅亡，其弱點也就因此從種群中消失。當某種變化中的種群因為某種原因與主體演化趨勢隔離而不能再發生雜交時，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物種。以后，當這樣的親緣關系相近的物種相遇時，其中的一種將在生存競爭中獲勝，失敗者則被無情地淘汰。

　　達爾文是這樣解釋他的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的：“我想，生物界將不可避免地遵循這一規律：在時間的長河中，新的物種通過自然選擇應運而生；而另一些物種則日趨減少，乃至絕滅。起源相近的生命形式，同一種群的各種變體，同一屬或相關屬的物種，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結構、素質和習性，通常會陷入最激烈的競爭之中。結果，造成每一個變種在演化進程中勢必對最接近的族群施加最大的壓力，但求置之于死地。”

　　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很熟悉恐龍和其它的古生物，但是生物絕滅事件也許就不是每個人都聽說過，而在達爾文時代就更不用說了。實際上，早在遠古時期人類就知道化石，尤其是介殼化石。這些化石生物雖然與現代物種迥然不同，但是它們也可能僅僅代表了生物從一個種屬向另一個種屬演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早期形態。因此，把一種早期生命形態的消失稱為絕滅也許并不恰當。但是，種屬滅亡確實是經常發生的，恐龍絕滅就是這樣的例子。

　　按照達爾文的意見，這些在6500萬年前統治了地球達1億多年的神秘動物之所以絕滅，是因為它們失去了生存競爭的能力。動物生存競爭的競技場就是自然界，達爾文把它比喻成一個“由成萬個楔子緊密排列成的彈性面，受著連續不斷的敲擊。有時敲到這個，有時敲到那個”。每一個楔子就像一個生物物種或變種，而每一次敲擊就是自然選擇的驅動力。由于每一個楔子可以往里擠的空間是有限的，所以要打進去一個就非得擠出去一個不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立國瑞士的邊界上難民云集，人滿為患，瑞士當局封閉邊界的借口就是“船已滿載”。按照達爾文的觀點來看，生物界的生存競爭與這種狀況也十分相似。

　　達爾文的種數空間有限論，源于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空間有限論。達爾文在他的自傳里寫道：“1838年10月，正是我開始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后的第15個月，我偶然讀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當時，我的腦海里已經孕育了生存斗爭的思想。根據對動植物生活習性長期不斷地觀察，我發現這種斗爭無處不在。馬爾薩斯的著作立刻吸引了我。在有限的空間里，只有適者才能夠繼續存在，而不適者勢必遭到淘汰。結果形成新種。于是，我終于找到了一種繼續工作的理論基礎�！�

　　可是直到1858年達爾文才將這一思想發表在他的撼世名著《物種起源》中。他之所以拖了這么久，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直還想使他的理論更為完善；而他之所以在那一年發表，是因為一位名叫華萊士的年輕科學家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并產生了同樣的認識。真是無巧不成書，就在達爾文“出于好奇”而偶然拜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20年以后，在地球的另一邊靠近新幾內亞的一個島嶼上，華萊士也因為受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啟發而產生了與達爾文同樣的想法。

　　華萊士在他的自傳里寫道：“當時（1858年2月），我身患瘧疾，蝸居在摩鹿加島上的特爾納特村，每天都要忍受幾個小時忽冷忽熱的煎熬。病中的我浮想聯翩，物種起源問題也總是在腦海中縈回。一天，突然又想起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0年前曾讀過此書）及其所謂的'有效控制機制'--戰爭、疾病、饑荒、突發事故等等，這些機制可以控制野蠻民族的人口至近于穩定。于是我聯想到，這種控制機制當然也適用于動物，使其數量不至于無限增加。但是對這些控制作用如何形象物種，我只有一些很模糊的想法。然而一瞬間，適者生存的思想閃過我的腦際�？偟膩碚f，這些控制作用將使較劣者滅亡。我想到，動植物的每個新世代都存在這樣的變化，同時，氣候、食物和天敵的變化也在不斷進行，物種的變化過程于是在我的腦際清晰起來。就這樣，我在發病的兩個小時里悟出了這一理論的要點。”

　　這部首版印行于1798年工業革命之時的《人口論》簡直太厲害了，竟然深深地影響了兩位科學巨人使他們得到了同樣的啟發。實際上，即使到了今天，這本書仍然是許多社會科學學科的必讀課程。中國的近代史可以用來說明這一理論的基本原理。從鴉片戰爭開始，在將近一個世紀的內憂外患影響下，中國的人口一直保持穩定。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50多年以來，中國人口增加了將近兩倍，從不到5億人變成了將近13億。按照這樣的增長，中國人口到了2050年將達到將近40億人，而到了2100年就要超過100億。到那時，中國人可真要身無立錐之地了�？磥�，中國的計劃生育確實是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發行后，立刻遭致了一片批評之聲。有意思的是，當時的這些批評者當中竟然沒有人對他的生存競爭或適者生存的觀點表示異議，而是主要攻擊它在其它方面對傳統思想的觸動。至于生命形態不斷分枝成為新生命的機制，對于當時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時期的那些充滿活力的實業家們來說似乎還正合胃口。

　　那么，當時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們是怎樣理解和應用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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