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堂與普通教育

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

　　回族是個十分特殊的民族，來源特殊，分布特殊，教育也與眾不同。一方面，由于回族信仰伊斯蘭教，與伊斯蘭教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而從蕃客東來開始，宗教教育便成為其教育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回族主要與漢族交錯雜居，生活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化氛圍之中，講漢語，用漢文，主客觀條件都要求他們接受中國式的普通教育。因而，普通教育也成為其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兩種教育伴隨著穆斯林的東來和回族的形成與發展同步進行。雖然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背景下表現的程度不同，但都未曾中斷，而是在發展中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即宗教教育中運用或保存著中國的傳統教育形式，而普通教育中又滲透、蘊含著回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識，從而構成了回族特殊的教育模式。兩種教育兼容并蓄，共同發展，為回族培養、造就了一批批、一代代宗教及其他各類人才，促進了回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進步。

　　經堂教育，亦稱“寺院教育”、“回文大學”。“經”是指伊斯蘭教經典，“堂”即清真寺（唐代人稱清真寺為“禮堂”）。因經堂教育的場所附設在清真寺，且以傳習伊斯蘭教經典為主要內容，故名。

　　經堂教育的辦學方式，是學校設在清真寺內，由阿訇招收學員若干名，先教授阿拉伯字母、拼音和初級伊斯蘭教知識，然后轉入“大學”，系統講習阿拉伯文語法、修辭和《古蘭經》、《圣訓》、教法學等。學生修業一般三至五年不等，期間衣食住行均由清真寺所在地附近穆斯林群眾供給。結業后便“穿衣掛帳”，取得當阿訇資格。

　　回族的普通教育，從唐宋時期“蕃學”的產生便已開始。元代，回回人定居后，為了適應中國的生活，更好地在此扎根、發展，甚至為官求仕，許多人便開始學習和接受漢語、儒學等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回回人中的上層人士及其子弟，或入私塾，或進“書院”、“國子監”，修習漢文化。有元一代，不少回回人科舉入仕，或成為著名的漢學大師、詩人、畫家等。明代，隨著回族的形成和中國化的加劇，中國式的普通教育更加普遍。這種教育的結果是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回族文人、作家，步入仕途者也不在少數，如政治家馬文瑞、海瑞，思想家李贄，詩人丁鶴年、金大車、金大輿等。

　　鑒于經堂教育的弊端，并受近代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思潮的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回族有識之士及宗教界人士進一步認識到，回族要發展、振興，必須從改革教育入手。于是，他們紛紛創辦新式回民普通中小學校和兼學文化知識的宗教學校。新式回民教育，代替了傳統的經堂教育，為回族子弟學習漢文化和西方的先進科學文化創造了條件，使回族教育開始走上了自我改造、自我創新之路，這是回族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此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回族的普通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得到了更加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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