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最關(guān)注的一件事就是知名度。除了著名的產(chǎn)品、著名的品牌、著名的企業(yè)以及像硅谷之類的著名地方之外，也許就應該算著名的人物了。本來所有著名的東西都離不開人，可是有多少人又知道它們背后的人呢？不信，只要想想有多少人知道誰發(fā)明了DVD，誰推出了可口可樂，誰創(chuàng)辦了諾基亞就可一目了然。我想，這可能是人的頭腦中所能儲存的人物空間極其有限的緣故。一旦這個空間為各式各樣的“星”所填滿，就沒有多少余地給真正影響歷史進程的“家”了。幸好，我們還是有一些品位較高的出版社推出各類“家”的傳記系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哲人石叢書”中的當代科技名家傳記系列就是其中的一種。
數(shù)學家在“家”中可能是最不顯山露水的傳主了。寫好他們并不簡單。也許正是他們的“奇”、“怪”可彌補他們生活上平平常常的不足。埃爾德什就是其中奇中之奇的人。
20世紀的數(shù)學家絕大部分過著常規(guī)的生活。他們大部分在大學任教，少數(shù)在研究所、政府、企業(yè)、業(yè)部門工作，以工薪為生。而埃爾德什一直沒有正式工作，沒有固定收入。他一生奔波在旅途上，很長時期沒在三個地方呆上一個星期以上。可以說，沒有任何數(shù)學家能夠過這種生活，但是，埃爾德什辦到了。他不僅過著“流浪”的生活，而且還創(chuàng)造出“世界第一”的紀錄。他的論文和著作近1500項，而在2000年之前，沒人達到過1000項。
正如該書的原文書名所顯示的，他是一位只愛數(shù)的人。大多數(shù)頂尖的數(shù)學家也熱愛數(shù)學，獻身于數(shù)學，而埃爾德什卻向極限挑戰(zhàn)。
假如埃爾德什只有上面那些“極限”，他的傳記也的確沒有什么可寫的了。可他在當代數(shù)學家中是最有人緣、最有人情味的一位。正因為如此，他在生前被人慶祝的多，83歲去世以后被人紀念的更多。他60歲、70歲、80歲生日都有國際會議的召開來慶祝，他去世之后，立刻出版了兩大卷超過1000頁的學術(shù)文集談論他的數(shù)學的方方面面。1998年，他晚年的“房東”——格雷厄姆及其華裔妻子金芳蓉寫了《埃爾德什論圖》，系統(tǒng)地談他關(guān)于圖論的成就和猜想。1998年同時推出兩部傳記，一本是此書，另一本名為《我的頭腦是敞開的》。后一本書的書名是他的口頭禪，一方面表明他能吸收別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思想也向別人開放。一般來說，數(shù)學家是偏向于單干和不太敞開思想的。
不過由于這種方式效率不夠高，近年來，數(shù)學家合作生產(chǎn)論文的比例越來越多。但在這方面誰也比不上埃爾德什，直接同他合作過的近500人，這個“吉尼斯紀錄”恐怕一時難以打破。一個人有那么多朋友，他的傳記自然有其精彩之處。
埃爾德什是匈牙利的猶太人。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裔，西漢時匈奴挺讓劉邦和他的后代傷腦筋。東漢時竇憲伐匈奴，一部分匈奴人西徙，后來就成了西歐的蠻族，最后成了匈牙利；另一部分以后成了五胡亂華的一胡。到歐洲的那部分把歐洲折騰得地覆天翻，后來成為歐洲三大民族文化——拉丁、條頓、斯拉夫中的“奇”點。加上喀爾巴阡山一支猶太人，匈牙利成為多種文化的熔爐。不過，匈牙利國運一直不太順，用埃爾德什的話說，它總是站隊站在錯誤的一邊。雖說，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利，匈牙利這塊土地上也總有文化名人產(chǎn)生，比如說李斯特。匈牙利的數(shù)學家尤其了得，單是20世紀國際著名數(shù)學家就有幾十位。馮·諾伊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榮獲數(shù)學最高獎——沃爾夫獎的數(shù)學家，20世紀共有37位，匈牙利出生的就有4位。為什么？在《數(shù)字情種》中，你會找到答案。
朋友眼中的埃爾德什
我欠埃爾德什最大的一筆債源于30年前在羅馬的帕科德·普林西比賓館的一次談話。他走近我，出乎意料地邀請我，“蓋伊，一起去喝杯咖啡，好嗎？”我并不愛喝咖啡，但我對這位偉人為什么會單單邀請我感興趣，每杯咖啡1美元，在現(xiàn)在是很一般的，但在當時也算是小小的奢侈了。當我們喝著咖啡時，保羅說：“蓋伊，你是個大富翁，借我100美元吧。”
我很詫異，不是因為他要借那么多錢，而是因為我竟能滿足他的要求。這又一次證明，埃爾德什比我還了解我自己。打那時候起，我就意識到我已擁有了無盡的財富：不只是指在物質(zhì)方面我擁有我想要的，更是指在精神方面，我擁有數(shù)學知識和認識了埃爾德什。——理查德·蓋伊
來源：《三聯(lián)周刊》作者:胡作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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