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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洞正是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1954年他選擇了閔嗣鶴先生的數論專門化。這時，我們成了同行，就認識了。他剛20歲，我比他大4歲。閔先生鼓勵他的學生與數學所數論組的人交流，多向華羅庚先生學習。他們常來數學所參加華先生領導的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得到了華先生的指導與熏陶。數學所數論組的年輕人也把閔先生看成老師，常向他請教。 承洞性格開朗，心胸開闊，襟懷坦白。他還有一大優點，就是淡泊名利，不與人爭。這在數學界是有口皆碑的，所以他有眾多朋友。我很喜歡與他交往，我們愈來愈熟了，彼此感到在一起時很舒暢。
承洞于1956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繼續留校做研究生。承洞很有才華，在他做學生的時候，就有突出的表現。
1957年"反右"，之后就是"大躍進"，1958年夏天又開展了以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黨總支書記齊民友而引發的所謂"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景潤作為一個最"頑固"的"小白旗"被調到大連化學所去從事他所不懂的專業，直到幾年之后才被落實政策調回數學所工作。數學所數論組的其他人也都受到沖擊，說他們搞"理論脫離實際"的東西。哥德巴赫猜想更被說成是"洋人"、"古人"、"死人"的"垃圾"，他們紛紛改行了。轟轟烈烈的數論研究就這樣沉靜下去了。當時承洞是在校研究生，他還繼續當他的學生。
1961年，承洞研究生畢業了。像他這樣可能已被劃為內部掌握的"白旗"了。北京沒有單位要他，他被分配到濟南山東大學去工作。我為他離開北京良好的研究環境而難過，我們依依相別了。
幸好山大領導不僅未歧視他，而且還相當看重與照顧他，使他能在山大繼續從事"理論脫離實際"的解析數論研究工作。這時他已被哥德巴赫猜想迷住了。
他給我寫了很多信件，將他的結果不斷告訴我。當一個數學家做過一件工作而受到阻礙后，往往輕易不會相信這件工作還會有進展，這是對自己的迷信與偏見。我在證明了（2，3）之后，就陷入這種思維的怪圈之中。所以我不相信承洞的結果，每每予以反駁，承洞再加以解釋，彼此的信都寫得很長。最后在無可爭辯的情況下，我還是承認了承洞的（1，5）。這段時間，承洞總共給我寫了六十幾封信，而他給未婚妻淑英大概只寫了兩封信，可見其拼搏之激烈。
最后，我承認了（1，5）。這之后承洞又證明了（1，4）。1965年，龐比尼與阿·維諾格拉多夫獨立地證明了（1，3）。
1966年，景潤證明了（1，2），又將哥德巴赫猜想的記錄奪回到中國數學家的手中了。
一個日本學者說："在五六十年代，中國的解析數論著實光輝了一下"，指的就是景潤與承洞。
山大為承洞的成就而感到喜悅。1963年，山大校慶期間，數學系請了三個客人，除夏道行是山大校友外，閔先生與我顯然都是為潘承洞而受到邀請的。這是我參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我們被安排在濟南火車站附近的山東賓館之中。那時還處困難時期，每天能吃飽吃好，住的也很舒服，真是福氣了。我慶幸承洞在山東時工作與生活都很愉快。
接著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未見過面，當然也不敢見面，一晃就是十幾年。
1976年，"十年浩劫"結束了。數學所于當年就召集全國各著名大學派代表來數學所商談"如何恢復數學研究"，"如何制定各個數學領域的發展規劃"，"如何在全國分工布局"等重大問題。一句話，怎樣把損失的光陰追回來。
承洞與我終于又見面了。大家沒有興趣談這些年的遭遇，我們都憧憬著美好的明天。他給我帶來了兩斤花生米，那時北京每戶每月只配給兩斤蔬菜，每人半斤肉，我已記不得最后一次吃花生米是何年何月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1979年8月，我們都應邀參加了在英國達爾姆召開的解析數論國際大會。同時應邀的還有華老與景潤。景潤未能去，華老與我從歐洲其他地方先期到達了。承洞見到我們時高興極了。承洞與我都是第一次出國，在異國他鄉能碰見老朋友該多高興啊
。這一周，每天我們都去華老屋里，促膝談心，傍晚一起散步，同桌吃飯。
承洞與我都被安排在全會上作報告。1979年12月30日《光明日報》上登有林海采訪華老后寫的文章，文章說"王元與潘承洞在會上作了報告，不少人用"突出的成就'、'很高的水平'等評語，贊揚中國數學家在研究解析數論方面所做的努力。一些白發蒼蒼的數學家向華羅庚教授祝賀，祝賀中國老一輩的數學家培養了這樣出色的人才"。
早在達爾姆會議之前三個月之中，我就在法國與原西德多次做報告，介紹景潤與承洞的成就，在孤立狀態下的中國數學家所作出的成績，贏得了外國同行的高度尊重。 摘自《回憶潘承洞》作者：王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