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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陳景潤的老師李文清先生回憶，“四人幫”曾多次要陳景潤寫大字報揭發鄧小平，威脅，利誘，逼迫，曾使他幾次差點試圖自殺。他最終還是堅持原則，不寫一個字。“文革”大亂，暫時的寧靜之后，是越來越無法收拾的混亂，某些人借對華羅庚批斗的逐步升級，妄圖再次加罪于陳景潤，要華羅庚“坦白”為什么要將陳景潤在被當成“白旗”拔掉之后，又將陳景潤調回數學所，華羅庚態度同樣十分鮮明，拒不回答這一問題。陳景潤曾被帶著去參加批判華羅庚的批斗會，他看不慣那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場面，乘人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地溜了出來，跑了。這種特殊的反抗形式，當然很可能給他帶來更大的災難，但心地純潔容不下半點污穢的他，寧可玉碎，也顧不得那么多了。
陳景潤從此變得更為小心謹慎了，輕易不出門。他最要好的朋友林群院士是他的老鄉、同學，但不在一個研究室，平時，也難得有太多的接觸機會。陳景潤不善于申訴，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是忍著。數論，哥德巴赫猜想，是他生命中最忠實的旅伴。他把房門關得緊緊的，用沉默無言筑起一道馬奇諾防線。喋血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和韌性，小屋中，他幾乎幻成了一幅凝然不動的油畫，一座巋然堅毅的雕塑。
盡管如此，厄運之神還是不肯輕易放過他，一場更大的災難，伴隨著社會的大亂，向只求一隅寧靜的善良人，露出了可怕的獰笑。
熬了四年的煤油燈
終于結束“牛棚”生涯了。陳景潤拖著一身創傷，回到了那間六平方米的小屋。據說，為了防止被關押的“黑幫”“畏罪自殺”，小屋中的電線全部被扯斷。沒有電燈，陳景潤點起那盞舊式的煤油燈，誰能料到，一點便是四年呢！
往事不愿回首，更不堪回首。蹲“牛棚”的時候，陳景潤總是排在“牛鬼蛇神”隊伍的最后，并稍稍拉開一點距離，他個子小，瘦弱不堪，又理著小平頭，不經意時，還以為是個半大的孩子。他不承認自己有罪，也拒絕寫什么檢查、請罪之類的東西，造反派抓不到他更多的“罪證”，軍宣隊、工宣隊進駐中科院，整個數學所都忙于去走“五七道路”，準備去“五七干校”時，就把陳景潤從“牛棚”中放出來，讓他回到自己原來住的那間小屋中。
滿屋灰塵。被洗劫一空的小屋，寸寸都是凄涼冷清。被關押的“黑幫”已不知轉向何處。煤油燈昏黃的燈光，把小屋照得更像一間古老的囚室。長安街上仍是一派燈海。人聲鼎沸。60年代末期，中國的政治風暴一陣緊似一陣，造反派們忙于“打內戰”，忙于“奪權”，盡管，已經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但危機四伏，中國最大的陰謀家、野心家林彪正在陰暗處，磨牙吮血，隨時準備向毛澤東同志下毒手，然后一巴掌把中國人民推入血海之中。陳景潤當然是不明白這些險惡的政治風云的。盡管，“靈魂”觸了，皮肉也觸了，他在政治上仍然沒有根本的長進，一躲進小屋，他癡心的數論，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仿佛是春天明媚的陽光，很快就驅散了小屋中囚室般的陰云。屈原在《離騷》中曾經深沉地吟詠：“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陳景潤迅速深藏起心靈的創傷，又開始他那矢志不移的攻關之旅了。
動亂的時代給他留下一個天賜良機，他身體很差，又患過肺結核，當中科院絕大多數人都打起背包，到“五七干校”中去“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時，陳景潤意外地被留了下來，免除了那場近似苦役的“勞動改造”。恰似大潮退盡，昔日亂哄哄的數學所頃刻寧靜下來。長長的走廊，一到夜晚，便空無一人，空曠、寂寞，仿佛還有淡淡的憂傷。時代，似乎忘卻了這座神圣的殿堂；神不守舍的人們，似乎也忘卻陳景潤了。
兩盞煤油燈，一盞亮著，一盞默默地守候在墻角，隨時等候主人的調遣。黃中帶青的燈光，把陳景潤那瘦弱的身影，幻成了一張寫意變形的弓，清晰地映在白墻上。他又開始了那夢魂牽繞的神游，巡視數論藝苑里的草木春秋，品評已是長滿青苔的絕壁、懸崖和吊角如翅的古亭。小徑如絲，系著那飄逸的浮云，還有那總是神秘莫測的群山峻嶺。低頭細看，腳下荊棘叢生，石階上濕漉漉的，莫非是孤獨的跋涉者灑下的眼淚和汗水么？
草稿、手稿已被可惡的人們毀盡了。一片廢墟，滿目瘡痍，只有幾根枯草在料峭的冷風中瑟瑟地顫抖著。要另起爐灶，一切從零開始，用生命為代價，托起哥德巴赫猜想大廈的恢宏，“死不改悔”的陳景潤就是有這么一股韌勁和傻勁，認準了的真理，就義無反顧地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個人是渺小的，他的能力也是單薄而有限的，然而，當他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光照日月的真理融匯在一起的時候，就像是一滴水融進浩瀚奔騰的大海，一棵草化入氣勢磅礴的草原，便會產生神奇的偉力、永恒的生機。
窗外，萬家燈火，一派輝煌。只有陳景潤的小屋中，一燈如豆。
一個數學奇才成了數學所中地位最為卑微的卑賤者，且長期受著漠視、歧視、冷漠、侮辱。燈光無言，照亮咫尺天地，照亮那深深淺淺且不乏歪歪斜斜的一行行堅實的腳印。一個連用電燈的資格都被剝奪了的人，卻從事著令全世界的數學界都為之震驚的偉業，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壯之處。毛澤東高度評價魯迅先生，稱贊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是一棵頂天立地的大樹。我們當然不能機械地把陳景潤和魯迅先生進行類比，但陳景潤在“文革”期間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氣質、品格，不是同樣也洋溢著中華民族可貴的硬骨頭精神么？
周圍并不乏有好心人去關心陳景潤，其中也有人提及給他裝一盞電燈的問題，當這一點要求也無法實現的時候，陳景潤自嘲地說：
“不要裝燈也好，沒有干擾。因為有人偷用電爐，樓里老是停電。”他對那些暗中表示對他關心的人們說：“不要關心我，會連累你的。”“文革”期間，他的一個侄兒曾來京看望他，他匆匆地把他送走，囑咐著，今后不要貿然前來，小心影響你的前途。非常時期，陳景潤不乏心細，更不乏那顆時刻為他人著想的愛心。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完善和最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科研項目上了，那間六平方米的小屋終日緊緊地關著，夜晚，窗口上有昏暗的燈光在搖曳。人們不知道陳景潤在做什么，仿佛也不屑于去知道它。偶爾，會看到陳景潤從小屋中出來，手提一個北京已很難看到的竹殼熱水瓶，或者，端著一個碗口斑剝的搪瓷碗，打水、吃飯，生存之必需，無法免了。
四年，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熬了多長的燈芯，燒了多少煤油，無法統計。陳景潤后期得了帕金森氏綜合癥，有專家分析病因，和他長期用煤油燈，吸了煤油煙中含量過多的苯可能有很大的關系。他不懂醫學，也很少顧惜自己的健康，像一個上了戰場的士兵，沖鋒號一響，除了沖上目標，什么也不顧了。
這是陳景潤最困難的歲月，也是陳景潤創造輝煌的關鍵時期。四年，在煤油燈下，陳景潤經受過多少次的失敗，沒有人能知道。為了不給人留下口舌，他一直守口如瓶。人們只是在他獲得成功之后，發現了他床底下足有三麻袋之多的草稿紙。
對于陳景潤的硬拼硬打的精神，早在1963年，他的好朋友林群院士就為之驚嘆了。有一次，陳景潤問：
“一個10階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在一篇別人的論文里是這么說的，這個作者用什么辦法來算它呢？”
這個題目要硬算，須乘360萬項，至少要10年。而僅僅過了一個月，陳景潤就告訴林院士：
“已經算出來了，結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會有時間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
陳景潤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計算量的勇氣，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極強的邏輯性和極為縝密的推算過程，無法用電子計算機(當時陳景潤也沒有此種設備)，陳景潤僅靠一雙手，一支筆，胼手胝足，終成大業，何其容易？
如今，這盞如文物一樣保留在陳景潤家中的煤油燈，或許，是個最好的見證吧。
他在喜瑪拉雅山巔行走
雪峰，冰川，晶瑩剔透的神話世界。
1972年，經過九九八十一難的陳景潤終于登上喜馬拉雅山山巔了。他用獨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才華，改進了古老的篩法，科學、完整地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66年，他曾證明過，其時，洋洋灑灑的200多頁論文，繁瑣且不乏冗雜之處，《科學通報》發表的，僅是一個摘要式的報告，而現在，一篇流光溢彩珠圓玉潤的驚天動地之作，就揣在陳景潤的懷里。
他無限喜悅，恰似兀立這世界罕見的絕頂，覽盡綺麗風光。遠天如畫。驕傲的白云，極為溫順而優雅地簇擁山前。黃河，長江，還有中華民族的脊梁長城呢？它們化為了奇峰絕壁中遺落的傳奇？還是以不屈的英姿，托起了這幾乎是亙古不凋的豐碑？
同時，他也感到莫名的憂慮。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中國政壇發生了強烈的震撼。不愧是一代偉人的毛澤東，以力挽狂瀾之勢，“解放”了175位將軍，并于1973年4月，開始啟用鄧小平，雖然，極“左”思潮并沒有得到根本的糾正，“四人幫”仍是甚囂塵上，但滾滾寒流中，已經可以預感到不可遏制的春天的氣息。“老九不能走”，毛澤東一句詼諧的話語，使處于逆境中的知識分子強烈地領略到陽光的和煦和明媚。陳景潤并不完全了解中國當時的政治氣候，他從周圍人們的神色和對他的態度中，已隱隱感覺到，局勢已經相對寬松一些了。畢竟是受過嚴重沖擊，并且聲言再也不搞業務的人，心中的余悸并未完全消失。他私下里對要好的朋友透露：“我做了一件東西，不敢拿出來。”
沒有不透風的墻，陳景潤的秘密終于暴露了。當時，派駐中國科學院的軍代表負責人是一個將軍，久經戰陣的他也得知了消息，沉著地告訴部下，盡量動員陳景潤拿出來，八年過去了，“文革”大亂，相當于打了一場抗日戰爭，科學領域已鮮見奇葩異草，正直的人們，同樣渴望那能引來百花盛開的一枝獨秀。
陳景潤是謹慎的。他把這一“稀世珍寶”交給自己最信任的北京大學教授閔嗣鶴先生。閔先生在北大曾開過“數論專門化”的研究生課程，培養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奮發有為的一代中年人，更重要的，閔先生一貫為人厚道、正派，是個德高望重的數學界前輩。
命運同樣鐘情陳景潤，當時，閔嗣鶴先生的確是審定這一論文的最理想人選。不過，當時閔先生已經得了病，他心臟不好，體力衰弱，他把陳景潤的論文放在枕頭下，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會。老學者是極端認真的，每一個步驟，他都親自復核和演算。猶如登山探險，沿著陳景潤的腳印和插上的路標，他抱著病軀，喘著氣，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風雨兼程，實在堅持不住了，坐在冰冷的石頭上歇一會，咬著牙，又往前走。可敬可佩的閔先生，用生命之火的最后一縷光焰，點亮了陳景潤的前程和中國科學的明天。
經歷三個月，閔先生已是精疲力竭，他含著滿意的笑容，向陳景潤說道：“為了這篇論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陳景潤的眼圈紅了，嘴里不住地說：“閔老師辛苦，謝謝閔老師。”
數學所的王元，也獨立審閱了陳景潤的這篇論文。王元在“文革”中同樣受到沖擊，無端被誣為一個所謂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之一。他和陳景潤同輩，在沖擊哥德巴赫猜想過程中，同樣有過輝煌的戰績，他證明過(3+4)、(2+3)、(1+4)，為了慎重起見，他請陳景潤給他講了三天，并進行了細致的演算，證明了陳景潤的結論和過程都是正確的，在“審查意見”上寫下了“未發現證明有錯誤”的結論，支持盡快發表陳景潤的論文。
事實被不幸言中，閔嗣鶴教授在審核完陳景潤的論文不久，因病而不幸去世。陳景潤聞訊悲痛萬分，他痛楚地對同事說：“閔先生是好人，今后，誰來審我的論文呢？”
《中國科學》雜志于1973年正式發表了陳景潤的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該文和陳景潤1966年6月發表在《科學通報》的論文題目是一樣的，但內容煥然一新，文章簡潔、清晰，證明過程處處閃爍著令人驚嘆的異彩。
世界數學界轟動了。處于政治旋渦中的中國數學界，尚未從濃重的壓抑中完全解放出來，但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陳景潤這篇論文的真正意義：它是無價之寶！是一顆從中國大地升起的華光四射的新星。
密切關注陳景潤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國科學家，看到這篇論文以后，真正信服了。世界著名的數學家哈貝斯特坦從香港大學得到陳景潤論文的復印件，如獲至寶，他立即將陳景潤的(1+2)寫入他與黎切爾特合著的專著中。他們為了等待陳景潤對(1+2)的完整證明，把已經排印好的該書的出版日期推延了數年之久。
陳景潤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動所有深知其艱辛的人們。華羅庚在“文革”中久經“四人幫”一伙的迫害，處于逆境之中。他得知陳景潤的情況，這位提攜了陳景潤，并培養了不少出類拔萃學生的數學大師，一生嚴謹，輕易不評價他的學生，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說道：“我的學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動的是(1+2)。”美國著名的數學家阿·威爾(AWeil)在讀了陳景潤的一系列論文，尤其是關于哥德巴赫猜想(1+2)論文以后，充滿激情地評價：
陳景潤的每一項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馬拉雅山山巔上行走。
震驚海外的社會效應，在當時相對封閉的中國，許多普通老百姓是不清楚的。陳景潤的知名度，主要源于徐遲的那篇著名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陳景潤為中國人贏得了無比的自豪和驕傲。在《中國科學》上刊登了他的那篇著名論文后，他第一個想到的，并不是接踵而至的榮譽和鮮花，而是培養了他的老師和給予他幫助和支持的同事、朋友。他恭恭敬敬地把論文寄給遠在廈門大學母校的老師們，并在篇首題上表示感激的話語和名字。或許，是經歷了太多的患難和逆境，陳景潤把由此而來的名利、榮譽、待遇看得很淡。他仍是穿著已經褪色的藍大褂，看到同事，仍是閃在一旁，率先問好，或表示謝意。一場大戰過后，捷報飛揚，并波及海外，在陳景潤的目光中，一切仿佛都是那么平常，那么順其自然。他依然節儉得讓人感到過分。唯一奢侈的是，不忘記在竹殼熱水瓶中放下幾把藥店中買來的最便宜的參須。
1973年是不尋常的。表面上的特殊平靜，往往預示出人意外的高潮。黃鐘大呂，在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并不至于會那么平淡無奇地消融在飄逝的歲月里。盡管，“文革”大劫此時并未結束，中國正處于一種政治上的非常時期，但光明和真理依舊倔強地展現出那不可戰勝的偉力。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如擎天大柱，撐起科學的藍天。
陳景潤是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由哥德巴赫猜想引發的傳奇，以常人無法預料的情節，揭開了更為波瀾壯闊豐富多彩的一頁。或許，只有生長在中國的陳景潤，才有幸享受和領略如此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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