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第12期的《數學學報》上發表了陳景潤的《給定區域內的整點問題》。全文氣韻非凡，頗有空山絕響、聲震環宇之勢。1963年，他又在《數學學報》發表了《圓內整點問題》的論文，此文以大家之風，改進了華羅庚的結果。

　　陳景潤成了數學所出名的怪人，話很少，有時，會不聲不響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別人看他個子稍小，眼睛卻不乏銳利，只須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課題看個一清二楚，就在你正為那個課題熬盡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時候，陳景潤的論文已經赫然印成鉛字，公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個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著你，讓你氣得七竅生煙。這種帶有孩子氣的惡作劇，不止一次。有了他，別人的研究工作經常成了無用功，結果，不少人都思忖著改行，改變研究方向，以免和陳景潤撞車。這個來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漢子，厲害得讓人可怕、可恨，卻又奈何他不得，或許，正因為如此，陳景潤無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亂，人們乘機毒打他，妄圖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槍打出頭鳥”，“出頭椽子先爛”，“者易折”，這些民間諺語都應驗在他頭上了。這確是有深刻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書生，全然不懂這些世俗，仍是全神貫注地做他的數論研究。一個脫俗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時是很孤單的，陳景潤無暇去想這些，在經歷了幾場鏖戰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嶺，終于看到美麗至極的頂峰在向他微笑了，這就是攻克夢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陳景潤從什么時候開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戰，至今說法不一。他太內向，對自己從事的項目向來守口如瓶，連最要好的同學、同鄉也不輕易透露。從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計是在1964年，當時，數學所絕大多數人都根據上級的安排，去參加農村的“四清”了，陳景潤身體太差，平時又給人一種不過問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來。他正好利用這段難得的空隙，實施他宏偉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戰略。

　　早在1900年，德國數學家希伯爾特在國際數學會的演說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遺留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并介紹給20世紀的數學家來解決。然而，它委實太難了，1921年，英國數學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數學會上說過，猜想的困難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沒有解決的數學問題相比的。

　　人類的攻堅精神是非常可貴的。解決這道難題不僅僅在于它的本身，因為，它跟解析數論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聯系。它的解決，可以提高解析數論的總體理論層次，而且還可以把它的結果推廣到代數領域中去，從而引起數學領域中翻天覆地的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其重要意義和迷人之處便在于此。難怪華羅庚會為之長嘆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極了！可惜現在還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它。”

　　近70年來，世界數學界奮不顧身的攻堅者絡繹不絕，恰似不斷刷新世界紀錄的競賽：1920年，挪威數學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證明了(9+9)；1924年，德國數學家拉代馬哈證明了(7+7)；1932年，英國數學家埃斯特曼證明了(6+6)；蘇聯數學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別證明了(5+5)與(4+4)；1956年中國數學家王元證明了(3+4)，同一年，蘇聯數學家阿·維諾格拉多夫證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證明了(2+3)。這些結果的獲得，是非常不簡單的，但它們的缺點在于兩個相加的數中還沒有一個可以肯定為素數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數學家瑞尼另辟蹊徑，證明了(1+b)。這里的b是常數，用他的方法定出的b將是很大的，所以一時人們無法定出具體的b來。1962年，我國數學家潘承洞與蘇聯數學家巴爾巴恩各自獨立證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爾巴恩、王元又都證明了(1+4)，1965年，阿·維諾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數學家朋比尼證明了(1+3)。捷報頻傳，距離美麗的頂峰只差二步之遙了。

　　猶如攀登珠穆朗瑪峰，越是接近絕頂，越是險象環生。冰川下，幽幽的深淵恰似魔鬼的血盆大口，隨時準備吞噬冒險者。心氣很高的陳景潤在剛進數學所的時候，一位同學、同鄉問他的志向，血氣正盛的陳景潤曾經響亮地回答“‘打倒’維諾格拉多夫！”誰曾料到，這一回，陳景潤真的要向世界級的數學大師維諾格拉多夫挑戰了，他要算出(1+2)。

　　維諾格拉多夫是用“篩法”攻克(1+3)的，根據他的分析，“篩法”已經發揮到極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須另辟新路。陳景潤不盡相信他的話，他決定對“篩法”進行重大改進，向(1+2)發起最后的沖擊。

　　熬過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艱辛和心血，委實很難計算了。石破天驚，一臉疲憊的陳景潤在1966年春，莊重地向人們宣告，他得出迄今為止世界上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簡記為(1+2)〕，他證明了：任何一個充分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成為兩個數之和，其中一個是素數，另一個為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消息傳開，數學所震動了。

　　此時，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文章，知識分子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劫難。大禍將臨，風云突變，處于急風暴雨中心的北京，更是人人自危。誰也無法預料，厄運會在什么時候落到頭上。

中關村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到處都是大字報。昔日文質彬彬受人尊敬的學者、專家，一夜之間，全變成了喪魂落魄的“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的殘渣余孽”等等，掛牌、游街、示眾，被“一腳踩在地上”，還要“永世不得翻身”。身穿草綠色軍裝的紅衛兵，揮舞著軍用皮帶，耀武揚威地從街上走過，他們大多數是不諳世事的中學生，居然把打人視為是可以稱雄于世的“革命行動”。

　　每一個單位都出現了扎著紅袖章的“造反派”。數學所當然也未能幸免。當一群人氣勢洶洶地涌向陳景潤，把他當做“寄生蟲、白癡、傳染病患者”揪出來的時候，他茫然不知所措，一雙疑惑的眼睛瞅著這群瘋狂的人們：世界，怎么了？人們，怎么會變成這樣？

平時不過問政治的他，政治毫不留情地來過問他了。而且，如此的嚴酷，如此的不容商量。這是一個極端蔑視法制、真理、事實的時代，幾個人、十幾個人或有一小伙人認為你是什么，便可以隨便給你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到嚇人的程度，給你戴上一頂頂帽子，你無法申訴，也無處無人聽你申訴，只好認了。不知有多少正直的靈魂，受到無端的鞭笞，以至扭曲、變形，甚至毀滅。毫無人性地蹂躪人格、尊嚴是極端殘酷的。

數論王國中縱橫馳騁的瀟灑騎士，在現實世界中被丑化為一錢不值的垃圾，昔日的輝煌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不可饒恕的大罪。甚至連極為神圣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遭到莫名的褻瀆：批斗陳景潤的人唾沫橫飛，用最時髦的“革命”性的語言宣布：讓哥德巴赫猜想見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著農民種的糧食，住著工人蓋的房子，有解放軍戰士保護著，還領著國家的工資，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藝兒？偽科學！

　　最令陳景潤不解的是，說這種話的人不是不懂數學、數論的人，他們明明知道數學，且研究頗深，對哥德巴赫猜想這道代表世界數學水平的名題，更是了如指掌。然而，卻故意這么誹謗他，丑化他，這些人莫非是瘋了？

西方的社會學家以人有人性和獸性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側面，來解釋這種非常時期的荒唐。實際上，這是“文革”時期極“左”思潮泛濫成災的結果。整個社會權力的失控和在極“左”思潮煽動下私欲派性的惡性膨脹，幾乎使所有的真理都受到顛倒。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陳景潤怎能逃脫這場劫難？

　　一身清白的陳景潤，徐遲曾這樣描繪他：“他白得像一只仙鶴，鶴羽上，污點沾不上去。而鶴頂鮮紅；兩眼也是鮮紅的，這大約是他熬夜熬出來的。”這是詩人深情的禮贊，嚴峻的現實是，美麗的仙鶴正經受著無情的討伐！

　　他是屬于室一級的“牛鬼蛇神”，外出時，必須自己掛好造反派賜給他的牌子。那是一塊二尺多長一尺多寬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寫著他諸多的罪名，一根細繩拴著，牌子不重，但是，那惡意的誹謗和邪惡的侮辱，卻如沉甸甸的大山，壓著身體瘦弱不堪的他。去食堂買飯，也要掛著。回來時，陳景潤把牌子摘下來。精于計算的他，偶然發現了牌子的特殊用途，恰好可以用它遮擋從窗外射來的陽光。他用那臺舊的收音機抵住牌子，擋在窗前。屋內，居然顯得溫馨了許多。

　　高貴的數論已經被人踐踏得不如一張草紙了。但陳景潤像癡心不改的戀人，仍一如既往地戀著它。此時，他已搬到那間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鍋爐房”中，沒有鍋爐，凸起的煙囪占了一個顯眼的位置，進門的左側，正好放一張單人床，一張斷腿的凳子橫著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書桌了。他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數學。

1966年6月，雖然發表了他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論文，但他知道，證明過程還有許多不足：過于冗雜，不簡潔，還有失之偏頗和不甚明了之處。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頂，但路線尚不清晰，他要進一步完善它，簡化它。窗外，門外，濁流滾滾，囂聲震天，陳景潤揩干了臉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創傷，仍是鉆研他的數論。“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不得不佩服和贊嘆陳景潤那已是癡迷得無法自拔的精神。

　　當運動深入發展，目標逐漸轉移到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新階段以后，陳景潤漸漸被狂熱的人們忘卻了。因為，較之于諸如國家主席劉少奇、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大人物，陳景潤真的算不上什么。他開始把牌子提在手上，一手拿著碗，一手提著那塊牌子，見沒有人為難他，慢慢地，那塊牌子便靠在窗前，只發揮它遮擋陽光的應有作用。他終于明白了，他也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

圍繞著陳景潤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論文的發表，中國科學院有關部門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應當佩服仗義執言力排眾議的關肇直，他奮勇為陳景潤的輝煌成果擔當起力薦發表的重任，面對種種懷疑甚至無端的責難，拍案而起，慷慨而激越地宣告：

　　“我們不發表陳景潤的這篇文章，將是歷史的罪人！”

　　斬釘截鐵，擲地有聲，如驚雷橫空，江河瀉地。真理的光輝終于戰勝了邪惡的陰影。

1966年第17期《科學通報》，陳景潤的《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幸運的陳景潤，趕上了“文革”前夕，這家權威雜志的最后一班車。此后《科學通報》就被迫停刊了。

　　該文的發表，曾引起世界數學界的強烈反響，但不少人抱著懷疑的態度，不大相信中國數學界有此等奇才。同時，文章本身也確實存在有待改進的地方。很可惜，中國已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渦之中，烽煙漫天，斯文掃地，誰也無暇去注意國際上的反應，更沒有人去重提陳景潤幾乎是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輝煌成果。非常歲月，黑白混淆是非顛倒，陳景潤更是沒有想到，一場帶有毀滅性的災難正向他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