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教多復變函數，受到壓力，正在發愁，多復變函數數論如何提出一個大躍進的指標。這時候知道了張宗燧先生正在開辦一個色散關系的討論班，要用到多復變函數，于是我參加了他的討論班，看看有什么啟發。

原來色散關系的證明中用到了多復變函數論中一個叫edge of wedge定理，張宗燧先生稱之為“劈邊”定理。色散關系是蘇聯物理學家Bogoliubov(他是聯合核子所的所長，我國老一輩物理學家都很熟識)最先給與一個完整的證明，證明之中用到他提出的并證明了的一個多復變函數論定理，這個定理后來由加州大學Berkoley分校數學系教授叫Bremermann重新用數學的語言來證明，稱之為edge of wedge定理，后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Dyson教授研究色散關系時，也稱之為edge of wedge定理。這是一個數學上嚴格的定理，證明要用到比較多的多復變函數論的解析展拓的知識。張宗燧先生能夠了解這個定理，使我十分佩服他數學知識之廣，因為那個時代的理論物理學家的數學知識一般只限于張量分析單復變函數，變分法富氏分析，概率統計，群論，李代數和泛函分析的Hilbert空間等。

同時，我發現張宗燧先生是一位誠實的科學家。他沒有為當時浮夸之風所動，沒有提出大躍進式的高指標、搞虛假的報喜，而是踏踏實實做學問，雖然他研究的色散關系是當時理論物理最前沿的問題，但他沒有說已經超英、趕美，是世界第一流等。我參加他的討論班，對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比較大的影響，因為我發現“劈邊”定理所研究的區域正是華羅庚先生研究的典型域中第四類域，即以特征流形(物理上叫未來光錐)凸錐的管域，Heisenberg群最早就是出現在這里，這使我對理論物理的數學問題產生了興趣。這個興趣影響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延續直到今天。

作為一個誠實的科學家，張宗燧先生對學術見解，自己怎樣想就怎么說，直言不諱，這就得罪了一些人。他平時講話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飾。例如在大躍進期間，他和數學所的許多人一起去參觀徐水人民公社的萬頭養豬場，回來后大家開會談體會和所受教育時，他卻說，為什么那里的豬那么多，而菜市場上卻買不到豬肉？這當然引起大家對他的批評。又有一次，在大躍進開始以后，中、蘇關系出現緊張，并日益惡化，在數學所開的一個會議上，大家批判蘇修的技術、科學是“老、大、黑、粗”。他卻說，不要以為蘇聯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領域是很好的，這當然又招來一陣對他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紅衛兵莫明其妙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張宗燧揪出來，在身上掛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兩者兼有，我記不清楚了)，在從前的計算所與數學所的大樓前面開了一個斗爭會，然后由紅衛兵押送他在中關村游街示眾。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見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勞動(打掃衛生)。我很奇怪，我說“張先生，天氣那么熱，為什么還穿大衣？”他說“陸啟(鏗)啊陸啟(鏗)，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驚，正想問他“你得了什么病如此嚴重？”但后面來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擲小石頭，口里還罵著難聽的話，有的石頭落在我身上。我趕快離開他。以后我上班總繞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襲。過了一段時間以后，數學所造反派宣布“張宗燧畏罪自殺”。我聽了后心情十分沉重。當我在聽到他對我講“快要死”的話時，應該意識到，他受到極大的人格污辱，為了人的尊嚴，已萌發一死的念頭，可是我為了躲避幾個小石頭的攻擊，不敢和他多談。他的話明顯有“訣別”的意思，如果我當時能和他多談一會兒，了解他的話的真實意思，并且加以勸導，比方說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之類的話，也許悲劇不致于發生，他的正處盛年的生命不會驟然了結，還可能會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有內疚的感覺，直到今天這個陰影一直存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