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后，石鐘慈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只是他不能再繼續他的函數論研究了，而要進入當時誰都不知曉的專業——計算數學。

此時，計算數學在中國還是零，不僅石鐘慈不知道，連主持總體學術工作的華羅庚心中也沒底，他們只知道計算數學是作為計算技術的組成部分列入了國家規劃。他接受了這個重任，成為華先生手下最早搞計算數學的人之一，從此開始了他的計算數學人生。當時沒有人真正懂得這門學科，華先生領導著這一批年輕人一起摸索、探討。

1956年，石鐘慈被派往蘇聯學習計算數學。當時蘇聯的計算數學和美國可以媲美。在蘇聯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學習四年之后，石鐘慈認為這時候才算對計算數學有了認識。正是這段經歷讓他有幸認識了索伯列夫、蓋爾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數學家，同時也幸運地“躲”過當時國內的反右運動。計算數學需要數學模型、算法，最后是計算機實現，而直到1958年，中國真正有了自主研制開發的計算機。1960年石鐘慈回國，并從事計算機數學的研究及教學工作。

1960至1966年在中國科技大學任教期間，石鐘慈被分至計算方法研究室32組，專攻水壩設計。當時的負責人是馮康先生。石鐘慈說，如果說是華羅庚先生為他指明了計算數學這條未來的研究道路，那么馮康先生就在具體實踐的層面上教會了自己如何搞計算數學。

起點：華羅庚先生引路

石先生說，上大學后才知道，他們那時考大學其實很容易，尤其是數學系，很少有人報考，用現在的話說門檻不高，不過把浙大數學系讀下來可不容易。那時數學有“南浙大、北清華”之說，浙大的數學系有陳建功、蘇步青、徐瑞云等元老名師。一年級時徐先生教微積分。她要求學生們無論如何要把微積分學好，規定70分才算及格。的確，大家都很努力，打下了堅實、牢固的基礎。1952年秋天，隨著全國院校調整，石先生來到復旦大學讀二年級。這里結集了華東地區最好的數學師資力量，比如從同濟大學調來的楊振寧先生的父親楊武之老先生還給他們講過一年的高等代數。1955年，石先生在陳建功先生指導下完成了單葉函數論的大學畢業論文，這是一篇相當出色的論文。為此，當年的解放日報還發表了新華社文章，稱贊石先生論文的創新性，這在1949年解放后的大學生中還是不多見的，后來該論文在《數學進展》上發表。大學畢業后，石先生非常高興，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這可是中國許多杰出數學家如華羅庚、吳文俊、關肇直等名師的集中地啊。到這里后，他才知道不能再繼續他的函數論研究了，而要進入當時誰都不知曉的專業——計算數學。

事情是這樣的：到了1955年，新中國已從整頓進入到發展階段。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制定我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選定了計算技術、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等作為“發展規劃”的四項緊急措施，其中，計算技術包含了計算機、程序設計和計算數學。

委任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華羅庚先生兼管計算機和計算數學的發展，早有謀篇布局的華先生找到石鐘慈說：“你要轉行，去搞計算數學。”他很驚訝，計算數學是什么？此時，計算數學在中國還是零，不僅石鐘慈不知道，連華先生心中也沒底，他們只知道計算數學是作為計算技術的組成部分列入了國家規劃。雖然石先生當時心中并非十分情愿轉行，但在華先生強調了學科的重要性，特別了解了它對國防和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后，他接受了這個重任，成為華先生手下最早搞計算數學的人之一，從此開始了他的計算數學人生。

當時沒有人真正懂得這門學科，華先生領導著這一批年輕人一起摸索、探討，差不多有大半年時間，這就是中國計算數學的開始，就這個意義上講，華先生是中國計算數學早期的主要帶頭人。在華先生的鼓勵與指導下，石鐘慈最終留在計算數學這個領域里。

同時在華先生潛移默化的熏陶中，在數學學習和研究方法上也讓他受益匪淺。王元先生是石先生的師兄，石先生入浙江大學時，王先生讀大四，兩人接觸很多。后來，又同在中科院數學所。

石先生戲稱，借用武俠小說說法，王元先生是華派的“掌門、嫡系”。自己雖然不是華先生的“嫡系”，但“可以算華先生的半個弟子吧”，這說法得到了王元先生的首肯。

 1956年，石先生被派往蘇聯學習計算數學，當然派遣留學生也是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內容之一。當時蘇聯的計算數學非常好，和美國可以媲美。在蘇聯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學習四年之后，石先生認為這時候才算對計算數學有了認識。正是這段經歷讓他有幸認識了索伯列夫、蓋爾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數學家，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他才安心地進入了計算數學這個領域，同時也幸運地“躲”過當時國內的反右運動。不過，在蘇聯白天勤奮地學習和上機，晚上開會，學習有關反右的文件，留學生們倍感緊張和疲勞。他們中有些學會了吸煙，石鐘慈則學會了喝咖啡。作為最早一批赴蘇學習計算數學的人之一，1960年他回到祖國。

如果說華先生當年做的是發現人才、激勵士氣的工作，顯示了一個數學家的高瞻遠矚，那么馮康、石鐘慈以及當年那一批年輕的科學工作者便是為中國的計算數學開疆辟土。

對于石先生他們這樣一批進入計算數學的人來說，這一全新領域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有一段馮康先生的姐姐馮瑞寫到馮康先生的話，完全適用這個群體：“這是一門全新的交叉科學，完全向能力開放，沒有任何礙事的權威，像一張白紙，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顯然開拓新的領域，既需要過硬的工作能力，又需要具有高度的識別能力。”

路徑：馮康先生、中國科大與教書

一個學科半個世紀的路程，不算長也不算短。今年已經74歲的石鐘慈先生，想當年是青春作伴風華正茂，回首往事，“只能說我是中國計算數學發展的見證者，而馮康先生才是真正的中國計算數學的奠基者，”石先生謙虛地說。說起馮康先生，這是另一個令人感慨意味深長的故事，我們只能擷取與石先生相關聯的部分。馮康先生是我國著名數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于1993年去世。1953年到蘇聯進修，他的導師是世界知名的數學家龐特里亞金。留蘇回來后，到華羅庚先生負責的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做廣義函數論研究。到1958年，馮康先生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數學家了。

1955年石鐘慈大學畢業與馮康先生已有結識之緣，“他是非常聰明的人，并且興趣廣泛，”石先生由衷地評價。

1958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正式成立，華羅庚先生為了計算技術的發展，推薦三個人從數學所到計算所，其中第一個就是馮康先生。不到6年時間，馮康先生就于1964年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基于變分原理的差分格式》，這是中國有限元方法的奠基性文獻，也是世界有限元方法的開創性文獻，這是后話。

在這期間的1960年，石先生從蘇聯學習回來，就到了馮先生的手下做研究。可以想象，跟著馮先生這樣眼高手亦高的大師，培養出的是對科研的共同品味與追求。石先生與馮先生的師生情誼一直持續到最后。還有一段佳話：今年是中國科技大學建校50周年，這里留下了石先生一段足跡。中國科大是中國科學院所辦的唯一一所大學，成立于1958年，方針是“全院辦校，所系結合”。

華先生任數學系主任，馮先生任計算數學教研室主任，年輕的石鐘慈也開始去科大兼課。

1961年，科大四年級的學生開始了專業課程，他們在學校里上計算數學的專業課，到中科院計算所里上機。作為國家重點發展學科，科大每年要招收計算數學專業學生。1964年，隨著學生數量和班級增多，科大與馮康先生商量，希望石先生正式調入科大任教，負責這個新興專業的建設。從此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從最初的編寫教材，講課，上機和帶大學生的畢業論文，到后來的指導碩士生、博士生。

歸國后，石鐘慈就到著名數學家馮康手下做研究。1964年，石鐘慈正式調入科大任教，負責這個新興專業的建設。從此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從最初的編寫教材，講課，上機和帶大學生的畢業論文，到后來的指導碩士生、博士生。后在馮康先生的支持下，石鐘慈又調回原工作單位。

從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學校由北京搬遷到合肥，一直到接替華羅庚先生任科大數學系第二任系主任，石先生在學校里渡過了25個春秋。1985年，馮先生已經65歲了，擔任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主任也已有8年時間，他要找一個接自己班的人。

在眾多人中，他看好石先生，然而調回來談何容易？1986年10月，馮先生通過中科院干部局才把石先生調回到自己身邊，成為馮先生的接班人，用馮先生的話說：“是我把他調去的，所以，在我退休之前，要把他調回來，都是為了計算數學。”

回到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之后，正遇上改革開放大好時光，各項事業欣欣向榮。他們共同努力于1990年成立了由計委直接撥款的“中國科學院科學與工程計算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實驗室還是屈指可數，石先生擔任室主任，這對中國計算數學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隨后，1991年和1996年連續兩期獲得國家“大規模科學與工程計算的方法和理論”的攀登計劃項目的資助，馮先生與石先生分別擔任一期和二期的首席科學家。這個項目立了以后，“計算數學在國內站住腳了，因為得到國家的支持和重視，”石先生說。這固然有這個學科在國際上普遍受到重視的大背景，同時，也是馮康先生等科學前輩孜孜以求所得到的發展機遇。后來，攀登計劃項目演變成為“973項目”，中科院計算數學所相繼獲得了兩期“973項目”的支持，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員正在從事這個學科的研究，石先生培養的很多學生在這個領域中做出了許多國際一流的工作，“就整個計算數學而言，中國在國際上是居于前列的”。

話分兩頭，石先生之所以被調去科大，科大又之所以后來不愿意放行，是因為石先生講課很好，非常受學生歡迎，且不說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原科大校長朱清時曾在回憶文章中，稱贊石先生上的課。“我是很喜歡講課的，受華先生影響，也受蘇聯那些導師的影響。”石先生認為，“研究人員一定要上課，一定要帶學生，這樣使研究人員的思想更活躍。完全不上課、沒有學生的研究院所的體系是有缺陷的，不利于研究。”石先生介紹，雖說中國早期的科研模式是學習蘇聯的，但是蘇聯科學院的科學家們都上課的。他在蘇聯學習時，蘇聯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柯爾莫戈洛夫、龐特里亞金、彼得洛夫斯基、蓋爾范德等都是院士，這些人中幾乎所有的既在蘇聯科學院研究所工作，同時又在莫斯科大學或其他學校任課，這給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