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先生是1949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而在到法國留學以前他已經有一項使其名揚國際數學界的工作。當時美國哈佛大學有一位研究拓撲學的知名學者，名叫惠特尼，他的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證明了數學中一個很重要的定理，但這一證明過程非常長，以至于最后只能發表他的證明結果，而沒有辦法登出他的證明過程，為此，他不得不保留那長長的證明過程的原稿，以備有人要向他核查。不久，吳先生就給出了一個對惠特尼定理的非常簡潔的證明，整個證明過程共10頁篇幅，比惠特尼原先的證明過程大為簡化。吳先生的證明文章發表后，惠特尼非常高興，惠特尼后來對人說過這樣的話：這下我可以放下包袱了，可以放心處理那些原稿了。許先生說，盡管這只是吳先生早期一個比較獨立的工作，但也能反映出吳先生的才華之高、思路之深，當時吳文俊只有27歲。

在許先生看來，吳先生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得到這么高的成就，除了他的才華和悟性甚高外，還有就是他刻苦鉆研的精神。30年代末，他在上海交大念書時，課余很多時間都是泡在圖書館里，一本學報拿到手，他通常會從頭到尾讀完，而一般人往往會挑自己感興趣的內容看。正是這種強烈的求知欲，造就了一個能涉獵數學諸多領域，并都有很深造詣的大數學家。許先生介紹說，吳先生的另一個特點是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一直望前走，喜歡不斷探求新的未知的東西。這方面最生動的一個例子是，當計算機出來后，他看準這是未來的方向，就一頭扎進計算機里，而此時他已經年屆花甲。盡管計算機已經越來越多地用于數學研究，但是用來作定理證明是吳先生的一個重要發展。當時我們國家計算機很少，吳先生所在的數學研究所只有一臺從羅馬尼亞進口的計算機，由于機少人多，上機時都要登記排隊。有一天已經過了下班時間，許先生看到吳先生來了，就問他下班了還來干什么，吳先生回答說他是乘下班后人少來上機。許先生感慨地說，盡管吳先生年事已高，但就上機所花的時間而言，系統研究所里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許先生說，許多人都知道吳先生在30多年前在拓撲學和近些年來在機器證明方面的工作，但吳先生在中國數學史研究方面的貢獻可能知者不多。那還是文革后的一段時期，由于當時條件所限，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圍里選一些課題做，吳先生就選了中國數學史。但就是在這樣一個題目里，吳先生仍然作出了獨到的工作。吳文俊在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古代中國的數學是構造型的，相對于以邏輯思維見長的歐幾里得幾何證明而言，中國的數學更多地帶有構造特色，如π值就是中國人最先算出，而且計算的結果是當時最精確的。

許先生說，一個人年輕時作出成績并不少見，而年長特別是年邁以后，仍能開創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能作出重要工作，這是不容易的。具體來說，吳先生早年在拓撲學就有“吳公式”等許多工作。幾十年后，他轉向機器證明的新領域，又有建樹，他的方法被稱為“吳方法”，類似吳院士這樣在數學的不同分支作出如此重要工作的在國際數學界也極為少見。

許先生說，盡管吳先生在數學研究中作出了多項出色的工作，但吳先生給人的印象決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吳先生興趣廣泛，他對國家的經濟建設非常關心，平時經常看歷史方面的書籍，也很喜歡看小說，對有關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也很有興趣。許先生說吳先生還很喜歡看電影，他看的電影可能比任何一個數學家都多。

在結束電話采訪時，許先生又想起一個有關吳先生的小插曲。在法國留學時，正值國內解放戰爭臨近尾聲，吳先生在法國的住所里有一張中國地圖，中國哪一個地方解放了，他就在上面插一面小紅旗。許先生說，這件小事生動顯示了一個中國數學家的愛國情懷，這可能正是日后吳先生在科學上不斷為國爭光的不竭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