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寫陳景潤，伍修權讓徐遲下定了決心。 　

1977年10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得到一個消息，全國科學大會將要召開。科學大會的召開，預示科學的春天即將到來。我們深受鼓舞，同時也就想到了自己應負的責任和使命。作為—家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如能在這個時候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讀者一定會喜歡看的，同時也可借此推動思想解放，呼吁人們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然而，寫誰好呢？又請誰來寫呢？編輯部就這兩個問題展開了討論。對于報告文學來說，選題和選作者同等重要，如果兩者都選準了，這篇作品幾乎可以說就成功了。 　　

突然間，我們想起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個叫陳景潤的數學家的故事。一個傳言是，美國有一個代表團來訪問，見到我國領導人就問陳景潤。領導就讓人找，結果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找到了，說這個人是個“怪人”，是走“白專”道路的，有許多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和“自私”的行為。

但是，我們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國際數學界是一個大難題，陳景潤在國內沒有刊物發表論文的情況下，把論文偷偷寄到國外發表了，引起國際數學界的重視，是很了不起的。鄧小平在1975年整頓期間得知陳景潤的情況后說：“中國能有1000個陳景潤，就了不得了。”我們一致認為，就寫陳景潤吧！不管怎樣，他是有貢獻的。

把這個選題確定下來以后，我們又開始考慮，請哪個作家來寫比較好。這時，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起了徐遲。徐遲是詩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譯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學》發表過一篇名為《祁連山下》的報告文學，該文寫的是敦煌的大藝術家常書鴻，這是一個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而且，他寫李四光的報告文學《地質之光》，也即將在《人民文學》發表。那時作家寫工農兵的比較多，寫知識分子的比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遲。

我以前和徐遲就認識，所以雜志社讓我和他聯系。徐遲原來在《詩刊》做副主編，后來響應中央的號召“作家到火熱的生活中去”，連編制也轉到了湖北省文聯。我在電話中先問候了他，他告訴我身體還好。我告訴他我們的打算，徐遲說單位正要動員他退休，他準備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潯鎮看房子，如果要他做這個事，就必須跟單位打招呼。我說：“可以，我們借調你出來。”他說，能這樣那我當然太高興了。 　　

我跟他們單位的領導說明了這個事情，由于《人民文學》是全國性刊物，單位也表示支持。我告訴他單位同意了，他很興奮，但是對寫陳景潤，他只是說“試試看”。我說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說不用，我住親戚家。兩天后，他就到了北京。 　　

這時，一位老同志的意見讓徐遲下定了決心。那位老同志說：“陳氏定理，了不起啊！應該寫。”這位老同志是誰呢？我事后才知道，原來是徐遲的姐夫、解放軍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徐遲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不像傳說的那樣“傻”、“癡”，陳景潤很有政治頭腦 　　

徐遲下決心寫之后，我馬上與科學院電話聯系。我說明來意之后，接電話的人委婉地說，我們科學院有很多又紅又專的科學家，陳景潤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你們寫出來以后怎么作為典型宣傳？他表示要向領導匯報。當時中國科學院的領導方毅思想很開明。我又跟他的秘書聯系，秘書告訴我方毅同意寫。我就與數學研究所第五科室聯系，黨支部書記李尚杰很熱情，他表示歡迎我們到數學所。 　　1977年一個艷陽秋日里，我陪同徐遲到了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科院數學所。李尚杰接待了我們，他是一位深受科學家愛戴的轉業軍人干部。陳景潤對他更是百般信賴，什么心里話都對他說。他說小陳人挺好的，可能外面傳言說他有一些怪毛病。我這里有很多資料，你們先看一下，然后他就出了辦公室。 　　

過了一會兒，李尚杰回來了，后面還跟著一個人，穿一身藍色的棉制服。他個兒不高，戴著一個棉帽，一張娃娃臉紅撲撲的，顯得很年輕。李尚杰說，這就是陳景潤，然后介紹了我。我給他介紹了徐遲，陳景潤說，徐遲，我知道，他是詩人，我讀過他的詩。兩人很快拉近了距離。 　　

我們說明來意后，陳景潤像小孩一樣發出了連珠炮，說不要寫我不要寫我，要寫敬愛的華主席、敬愛的葉副主席、敬愛的鄧副主席、敬愛的李副主席…… 　　徐遲笑了，就說我不是寫你，是來寫數學界，來寫四個現代化的，但是要采訪你。陳景潤說那行，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他說話用的都是書面語言，沒有自己的說話習慣。 　　于是，我們便隨意交談起來。徐遲問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攻關最近進展情況如何？他說：“到了最后關頭，但也是難度最大的階段。”他說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很受鼓舞。說著，他就順口背誦出來：“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背誦完了，他充滿信心地說：“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 　　

我們又問陳景潤最近還在考慮什么問題。他說，不久前收到國際數學聯合會主席先生的一份邀請函，邀請他去芬蘭參加國際數學家學術會議，并作45分鐘的學術報告。據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紹，出席本次會議的有世界各國學者3000多人，但確定作學術報告者只有十來名，其中，亞洲只有兩名，一個是日本的學者，另一個便是他。他覺得事關重大，便將此信交給了數學所和中科院領導，當時，中科院領導接見了他和李尚杰，親切地對他說，你是個大數學家，國家很尊重你，這封信是寫給你的，由你考慮去還是不去，考慮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復，告訴我一聲就是了。 　　

這使陳景潤很受感動，領導這么信賴他，科學院這么關懷他，他從內心里感激！回到所里，經過一番認真考慮，并作了一些調查研究之后，他很快寫了一封回信。他信里大致有三點內容：第一，我國一貫重視發展與世界各國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友好關系，因此，我感謝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請；第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省，而目前臺灣占據著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參加；第三，如果驅逐了臺灣代表，我可以考慮出席。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則而圓滿！簡直出乎我們的意料！他絕不像傳說的那樣“傻”、那樣“癡”，而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的科學家。 　　

他還向我們述說了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殘酷批斗的慘狀，以及他如何施計躲避參加斗爭他的老師華羅庚教授的情景。 　 聽到這些令人感動的故事后，我和徐遲增進了對他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誤解。當然他也的確有些怪癖，但多半屬于性格所致。徐遲動情地悄聲對我說：“周明，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當晚，我安排徐遲住進中關村科學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東總布胡同46號張光年家，當面向他述說了當日我們的感受。張光年當時是《人民文學》雜志主編，他饒有興味地聽著，還不時提問。考慮片刻，他斬釘截鐵地說：“好哇！就寫陳景潤，不要動搖。你轉告徐遲同志，我相信他會寫出一篇精彩的報告文學，就在明年一月號《人民文學》發表。”張光年的果斷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問世。 作家“陰謀”闖進陳景潤那6平米的宿舍 　　

為了寫好這篇報告文學，徐遲進行了深入采訪和大量調查研究。徐遲買了一本馬克思的《數學手稿》，他還先后閱讀了《中國古代數學史》，華羅庚的名著《堆壘素數論》、《數論導引》等。讀不懂，他就向數學家請教。這期間，他花了很多工夫“啃”陳景潤的學術論文。我說：“好懂嗎？”他搖搖頭說：“不好懂，但是要寫這個人必須對他的學術成就了解一二。雖然對于數學，不能叫都懂，但對數學家本人總可以讀懂。” 徐遲住在中關村，白天黑夜都排滿了采訪日程。有講陳景潤好的，也有對陳景潤有看法的。講好的、講壞的，正反兩方面意見徐遲都認真傾聽。他說：“這樣才能做到客觀地全面地判斷。”

有天，徐遲在食堂吃飯，有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來寫陳景潤的，便直言勸他：“別寫陳景潤。科學院、數學所的優秀科學家多的是，干嗎非寫陳景潤！這可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寫寫數學所的楊樂、張廣厚多好啊。” 當然，采訪中贊成寫陳景潤的人也不少。

在數學研究所，徐遲去了陳景潤經常出入的圖書館，去了他的辦公室，跟他一起進食堂，一塊兒聊天，還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陳景潤被毒打滾下樓來的那個樓梯。很快，他和陳景潤成了知心的朋友。陳景潤原本自我保護意識很強，這時候打開心扉，同徐遲說了很多心里話。

但是我們唯獨沒有看到過一個重要的地方——陳景潤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間6平方米的房間。如果不看看這間小屋，勢必缺少對他攻關的環境氛圍的直接感受，那該多遺憾！為此，我們一再向李尚杰表達這個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說：“小陳可是從來不讓人進他那間小屋的！他每次進了門就趕緊鎖起來，使得那間小屋很神秘。我倒是進去過，如果你們要進，只能另想辦法。要不，咱們搞點‘陰謀詭計’試試看。”

經策劃，有一天，我和徐遲、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樓。臨近陳景潤房間時，李尚杰去敲門，先進屋。我和徐遲過了十分鐘后也去敲門，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陳景潤還未反應過來，李尚杰就搶先給我們開了門，來了個措手不及，我和徐遲迅速跨進了屋。陳景潤只好不好意思地說：“請坐，請坐。”其實，哪里能坐呀！我環顧四周，室內只有一張單人床、一張簡陋的辦公桌和一把椅子。墻角放了兩個鼓囊囊的麻袋，一個裝的是他要換洗的衣服，另一個全是計算題手稿和廢紙。辦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滿了灰塵。他有時不用桌子，習慣將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個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 　　

徐遲通過深入采訪，經過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煉，反復斟酌，幾番修改，終于完成了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我和他一起討論并請李尚杰來訂正了一些事實。徐遲把稿子改好以后，我送交給了張光年。他看了以后連聲說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學》以醒目的標題，在頭條刊發了《哥德巴赫猜想》。這篇報告文學把一個“畸形人”、“怪人”還原成了一個正常人，顛覆了以往報告文學以工農兵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它在塑造科學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時代前列，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哥德巴赫猜想》一經問世，立即引起讀者熱烈反響。許多人爭相購買和競相傳閱，各地報紙、廣播電臺紛紛全文轉載和連續廣播。有人格外喜歡文中第六節對“文化大革命”尖銳批判的精彩描寫，有的人甚至能夠背誦出來。當時，中央關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尚未作出，而人們積壓已久的憤懣被徐遲痛快地說了出來，這正是徐遲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政治敏銳。 　　

一時間《哥德巴赫猜想》飛揚神州大地，幾乎家喻戶曉。陳景潤也因此名聲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讀者來信飛往數學所。過了幾個月，我和徐遲再去數學所看望陳景潤時，他指著堆滿辦公室的若干滿滿當當的麻袋，既興奮又憂慮地告訴我們：“這么多的來信叫我怎么辦呢！”起初少量來信，他還回得過來，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辦了。他覺得不回信，對不住熱情的讀者，也不禮貌，可要一一作復實際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還有些信是—些女孩子寫的，有的對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愛慕他，愿和他結為伴侶，照料他的生活，還有附寄了照片的。陳景潤很善良，也很純真，這類信，他說都放在一起，鎖起來，免得有人利用。 　　

在一片贊譽之中也有不和諧的聲音，有人投書《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志，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陳景潤算不算又紅又專的典型，宣傳陳景潤會不會使青年鉆研業務不問政治走偏方向？

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中國青年》雜志發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評論員文章《為了四化要又紅又專——從陳景潤談起》。文章認為，陳景潤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堅持攻關，這就是紅。

1978年3月18日，陳景潤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科學家一起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出席全國科學大會，陳景潤和他的老師華羅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臺。 在大會上，鄧小平說：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摘掉了“白專”帽子的陳景潤被請到臺上作典型發言，又作為著名科學家代表受到黨中央領導接見，陳景潤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為那個時代的見證。

科學的春天到來了，知識和科學得到了應有的尊重。思想解放的沖擊波開始震撼人們的心靈。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10期 周明 文 天天新報 2008-10-11